“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的时候,王维舟就已经是共产党员了。”党的七大前夕，毛主席对王维舟在党内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作出充分肯定。1920年5月，王维舟参加旅华共产主义组织，参与其上海支部工作，成为中国最早的共产党人之一。1920年12月，王维舟被党组织派往苏联伊尔库茨克学习，亲历了苏维埃政权初建时的艰苦。他积极响应列宁“实行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号召,经常忍受饥饿参加义务劳动,以支援前线和红军。1921年，十月革命胜利四周年庆祝大会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他亲耳聆听了列宁的演讲。在莫斯科，王维舟等人还代表中国出席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 

对于不少人而言,王维舟是一个不太熟悉的名字。然而在中共党史上,他却是一位老资格的革命家，是党内颇富传奇色彩的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来到王老身边做公务员，与他朝夕相处五年多，对于他的传奇过往，王老从不轻易说出，甚至避而不谈。随着岁月浸润，我才对王老的革命生涯有了更多了解。

“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的时候,王维舟就已经是共产党员了。”1945年4月，党的七大前夕，毛主席对王维舟同志在党内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作出充分肯定。

在喜逢党的诞辰和二十大即将召开之际，又值王维舟同志诞辰135周年。揭示历史长河的红色征程，缅怀革命先驱英勇奋斗的业绩，谨以此文作为祭拜革命先辈的心香一瓣，薪火相传，以表达至高崇敬与至诚怀念。

除暴安良继而投身革命

王维舟，本名王天祯，１８８７年６月１０日出生于四川省宣汉县清溪场王家坝的一个农民家庭。他早年背井离乡到成都打工,后考入成都工兵学校半工半读,参加了四川的“保路运动”。1911年11月,他在宣汉组织武装起义，参与领导东乡、绥定两次战役，任东乡武装起义总指挥；1912年任宣汉县团练局局长，推翻当地政权，建立军政府；1913年4月,王维舟考入成都警备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回绥定府任绥定警备司令兼达县警备队长。1915年袁世凯准备复辟称帝，王维舟得知消息后,在绥定组织护国讨袁军,任第一纵队司令、靖国军团长兼边防司令，打军阀、剿土匪，深受百姓拥戴。在县城东门、北门和赤溪寺，老百姓自发为他树立“除暴安良”“东乡屏障”“兆民赖之”“爱国爱民”等德政碑。奉节有位老先生称：“老生活了七十年，未听世上说官贤。自从靖军（王维舟的部队）来县地，拨开云雾见青天……”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护法政府，王维舟立即将护国军改为靖国军并任营长,后任团长和奉节县边防司令。

王维舟在北京北池子的寓所伏案书写

五四运动爆发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当时，王维舟看到川、陕、黔军阀各霸一方，战乱不息，百姓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愤然与旧军队决裂。1920年5月，王维舟辞官，只身奔赴上海寻求救国救民之路。 

1949年11月由陕入川解放大西南时，贺龙、周士第（右二）、王维舟（右一）在进军途中

他来到上海后，认识了朝鲜共产党员金笠。在金笠和李荣两位朝鲜同志的介绍下，1920年5月，王维舟参加了朝鲜旅华共产主义组织，并参与其上海支部的工作，成为中国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

亲聆列宁演讲 播撒革命火种

1920年12月，王维舟被党组织派往苏联伊尔库茨克学习，目睹了“十月革命”的辉煌，也亲历了政权初建时的艰苦现实。王维舟等人积极响应列宁“实行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号召,经常忍受饥饿参加义务劳动,以支援前线和红军。在1921年举行的十月革命胜利四周年庆祝大会上，他亲耳聆听了革命导师列宁的演讲，对此深受鼓舞，感悟至深,终生难忘。在莫斯科，王维舟、张国焘等人还代表中国出席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 

1922年春王维舟回国后，同著名革命教育家吴玉章等人在北京组织“赤心社”，宣传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唤起工农群众为争取解放而斗争。为了帮助苏俄解决困难，他在北京发起“俄灾赈济会”，开展赈灾援俄活动。同年秋,他又到上海寻找党组织，不料金笠同志已惨遭敌人暗杀，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王维舟独自在上海开展革命宣传，进行为苏俄募捐的救济活动,把募捐物资送到了莫斯科。

面向工农兴学育才

1923年春,正当王维舟有计划地在上海开展革命活动时,收到一封急电:“母亲病危,疾速返川。”他不得不离开上海。回到家乡，王维舟看到川东一带的军阀恶霸横行乡里，百姓处于失业破产和饥寒交迫的境地，他决定留下来传播马列主义，组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武装。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布告

他创办了宣汉县最早的女校——新群女子高等小学校，聘请进步青年知识分子为教师，亲自创作了《新群女校校歌》《女子解放歌》等富有战斗激情的歌曲。1925年初，王维舟正式接任宏文校校长。宏文校是他的胞兄王佐卿于清光绪三十年创办的，其办学宗旨是“面向工农，兴学育才”。由于军阀连年混战，人民生活困苦，宏文校衰败不堪，学生越来越少。王维舟将新群女子高等小学校与宏文校合并，振兴宏文校。他毁家疏难，带头募捐，发动族人和乡亲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经过一年的努力，一幢仿苏俄建筑的“工”字形教学楼在乡亲们的期待中竣工了。他一边聘请周伯仕等共产党人和进步知识分子到校任教，一边整顿校风校纪，将李大钊、鲁迅等人的作品和思想介绍给师生，学校越办越兴旺，教学质量誉满全县，县知事公署授予宏文校“全县模范高小”的称号。

川东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

1965年9月的一天上午，我陪王老步入人民大会堂北门参加会议。会议结束时，厅门大开，只见毛主席、朱德委员长、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等首长边走边谈，稳步前行。如此近距离地观望到众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此生头一回。当王老听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时，他给我讲述了当年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的往事。

1923年秋，王维舟邀集中共地下党员及进步青年周伯仕、冉雨生、雷玉书、冉南轩等十余人，在宏文校内木鱼山召开秘密会议，成立了川东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清溪场共产主义小组。他们在五贤祠办起“群化书报社”，大量购进《晨报》《新青年》《觉醒》《创造》等进步书刊和李大钊、鲁迅等人的著作百余种，办起了第一所“贫民夜校”，举行“读书会”。仅一年时间，清溪及附近几个场镇办起贫民夜校20余所，学员增至200余人，一大批忧国忧民的进步师生和青年农民迅速觉醒，从此踏上革命征途。蓬勃发展的革命活动使反动统治者惊恐万状，川东军阀刘存厚密令缉拿王维舟。在师生和群众的掩护下，他机警地离开学校，继续播撒革命火种。 

只有走井冈山的道路才有前途

1925年仲春，经组织批准，王维舟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6年暮春，按照党的指示，王维舟与中央军委派来的高语罕一起前往四川，执行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开展统战宣传，防止统治四川的封建军阀杨森叛变革命。

1927年1月，王维舟、周伯仕等人奔赴革命中心武汉。在武汉工作期间，王维舟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他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毛泽东，并多次聆听毛泽东讲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论述，以及彭湃等同志讲的课，他脑洞大开，懂得了中国农民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得解放等一系列理论。

1927年，接连发生的重庆“三三一惨案”、“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致使白色恐怖笼罩全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川陕反动军阀刘瘟牛伙同四川军阀刘湘、杨森四下悬赏捉拿王维舟。宣汉一批农会会员被秘密枪杀，老家也处于白色恐怖之中，他奉命回到川东,建立了川东游击军。1927年8月，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在重庆成立，并组建了川东党革命军事委员会（川东军委），王维舟任书记。

被蒋介石悬赏捉拿的“匪首”

1929年4月,王维舟等人领导了固军坝起义,向川东军阀刘存厚打响了第一枪。固军坝起义使群众的斗争情绪格外高涨，大家纷纷踊跃参军，川东游击军第一路军由300人迅速发展到1000余人。随后,革命风暴席卷三县，刘存厚惶恐不安，连夜在军事会议上宣读蒋介石令：务必派大军围剿固军坝起义军，血洗万源革命根据地，悬赏10万大洋捉拿“匪首”王维舟。

1931年5月，中共四川省委任命王维舟为中共川东军事委员会书记兼川东游击军总指挥，他从成都独自返回时途经万县，住在胞兄王佐卿的地下交通站。由于叛徒告密，杨森派敌师长王陵基出动兵力全城戒严，王佐卿全家被抓。在原靖国军部属的掩护下，王维舟乔装脱险，继续战斗。

10月29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三省和李家俊在重庆被捕牺牲的噩耗同时传来，王维舟悲愤填膺，洒酒祭奠，带领全体游击队员高唱《川东游击军之歌》，激励大家坚定信念，勇敢杀敌，誓死抗日。不久，红四方面军入川的消息传来，游击军和当地群众载歌载舞，王维舟为游击队员弹奏琵琶，庆贺战役胜利和红军入川。

红军长征中的巴山儿女情

1933年秋,红四方面军决定发动宣达战役。战役打响后，游击军分三路截击敌人，宣汉城中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命令红九军副军长许世友率部开往南坝镇，和王维舟商定，前后夹击刘存厚溃军。战役于10月31日全线告捷，共歼敌8个团，缴获武器1000余件；川东游击军发展到近万人，成为发展和巩固川陕苏区的一支重要力量，实现了与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使川陕革命根据地与川东游击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王维舟和各族学员在一起

1933年11月2日，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宣布：川东游击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33军，王维舟任军长、杨克明任军政委。此后，军阀刘湘向红军阵地“六路围攻”，激战七昼夜，均被王维舟等击溃，并乘胜解放了城口县城，使苏区扩大了100多平方公里。短短半月之间，这群优秀的巴山儿女，凭着苦大仇深的革命激情和忠勇坚韧的巴人本色，从刚刚破土的幼苗，转眼间长成参天的大树！在一个县组成一个军，这在中国的军事史上实属罕见！

1964年夏的一天，北戴河海滨，我陪首长去看话剧《战洪图》。临演出前，我和王老走在百货大楼前的空场上，见一辆白牌军车在路旁停下，走下来的正是徐向前元帅，他朝王老走来，我赶忙提醒王老，王老把手杖递给我，伸手走上前，按红军时的称呼道：“总指挥好！”徐帅的双手紧握住王老的双手，亲切地问道：“王老可好啊！”说着，便拉王老一同坐在花池的台阶上，两位昔日的老战友相谈甚欢，有说有笑，竟误了话剧。他们是在回味当年和张国焘上演生死存亡的对手戏呢……

毛主席为王维舟题词：忠心耿耿为党为国

1934年1月，王维舟被中央苏区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虽然他因指挥反敌六路围攻未能出席，仍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委员，这给红33军指战员以极大鼓舞。 

1934年11月，王维舟被张国焘夺去军权。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熟知王维舟的品德和战功，顶着张国焘的压力,留用他为随身参谋。对此王老刻骨铭心，对那些临危相救、施以援手的战友倍加崇敬，也由衷地感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真诚信赖。

毛主席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红四（方面）军在四川南江、宣汉、绥定一带创新的广大的苏维埃根据地……把苏维埃的种子播到革命形势比较落后的区域去了。”朱总司令也明确指出：“维舟同志在川东北发动游击战争，有这样一批本地游击队伍，才使入川的红四方面军能迅速扩大起来。”这肯定了王维舟不可抹杀的功绩，还历史以清白。

1935年初,红四方面军决定西渡嘉陵江，参加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的广（元）昭（化）战役、陕南战役。三过草地两过雪山时，王维舟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看在眼里恨在心头，虽然没有发言权，仍随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领导同张国焘作了斗争。

贺龙（右一）与王维舟（右二）在解放战争时期留影

1936年冬,王维舟随红四方面军到达陕北。在保安，刘伯承带王维舟单独去见毛主席,受到了毛主席、周恩来的亲切接见。王维舟述说着张国焘叛党、反对中央的罪恶事实，毛主席认真倾听他的每一句话,感慨地说:“你们这一年,多吃了些苦,多爬了些山,革命的道路不是一点弯子也没有的啊!”毛主席的话给王维舟以巨大鼓舞,他又深感肩负的使命相当沉重。

12月7日，中央军委任命王维舟为军委委员、军委第四局局长。到延安后，王维舟进入红军大学学习，积极批判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为错杀、错处的红33军指战员伸张了正义。 

忠心耿耿  为党为国

抗日战争时期,王维舟任八路军129师385旅副旅长、旅长。1939年4月，驻宁县、镇原的国民党军队企图向八路军进攻，王维舟急命张才千团集中优势兵力加以控制，继而会同耿飙副旅长和对方谈判，提出《陇东纠纷第二步解决之意见》，有理有据有节地与国民党军队作斗争，保卫了边区和党中央。 

1942年，在385旅驻扎陇东庆阳期间,他一方面坚持对敌作战,一方面领导官兵进行开荒屯田的大生产运动，还开办了许多工厂,解决部队的吃、穿和取暖问题，极大地保障了大后方的物资供应。王维舟素来关心群众疾苦，心系百姓,为丢瓜老乡查根追源，为患“大脖子”病的大娘求医治病，被陇东群众称为“王善人”，在陇东军民中威望颇高。

上世纪九十年代，为了采写王老的文章，我听谢觉哉老的夫人王定国讲述了“王善人”的故事。1940年，谢老曾与王维舟共同工作了一段时间。一个连队的管理班长随意用低价买了老乡的几棵树，王维舟发现后认为这违反了“公买公卖”的群众纪律，严厉批评了连长，并将管理班长押了起来。第二天一大早，王维舟步行十多里，亲自去查看树兜子大小，请人公评议价，赔款给老乡，并道歉：“我们是共产党的军队，和群众脱离，还配叫共产党吗？”这件事在陇东群众中迅速传播开来。谢老就此事在《解放日报》上写文章表扬了王维舟，并多次以此事向边区党政机关和部队进行教育，告诫他们要遵守群众纪律，时刻发扬不侵占群众一针一线的光荣传统。

1942年6月3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朱德总司令的文章《祝维舟同志五十六寿辰》，文中写道：“维舟同志是我党的先辈,他的半生生活中与中国革命相联系着……王维舟完全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儿子和学生,而群众却把他当作保姆和先生。”

在1943年1月举行的西北局高级干部会上，毛泽东主席亲笔书赠王维舟“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奖状，予以表彰。毛主席的题词，也是王维舟革命生涯的真实写照。

1945年4月，中共“七大”选举王维舟为中央候补委员。 1946年2月，王维舟调任四川省委副书记，离开庆阳城时，家家都以糖果、糕点、大枣和茶酒为他饯行。

威震敌胆的巴蜀名将

1965年12月24日，我随王老参加在中山堂举行的黄炎培先生的追悼会。周恩来总理入场后，环视了一下全场，与先到的各界民主人士微微颌首，而后便径直走向王老，轻声叫道：“王老。”转身站在王老右侧。我个子小，恰好站在他们之间。天气寒冷，总理穿了一身浆洗成月白色的中山服，神态凝重，款款而立，右臂习惯地横至腰前。阳光照进厅堂，逆光中，我偶然斜视上方时，只见总理坚毅的脸上，青苍苍的胡茬格外显眼，两道剑眉浓密黧黑，雕塑般呈现，令人屏息仰视。而这一瞬，短暂且清晰，镌刻般定格在我的心底，成为永恒。此后，王老多次和我讲起当年他在山城重庆曾家岩周公馆与周总理相处的战斗岁月，周总理大智大勇，与敌人巧妙周旋时有非凡胆略和惊人才干，言语中饱含敬佩与赞赏。

1945年,毛主席赴重庆谈判之后,党中央决定由吴玉章和王维舟分别担任中共四川省委的书记和副书记，配合周恩来副主席在重庆坚持斗争。王维舟做了大量工作，声誉日隆，国民党当局十分惶恐，视王维舟若眼中钉、肉中刺，仅三个月时间，就发出加害王维舟的密令、通电等20多件。在中共中央决定四川省委公开活动后,蒋介石获知了王维舟回川的消息。熟悉川军将领、拥有深厚群众基础的王维舟重返故里,让蒋介石惶恐不安。

一天,重庆市长、代行营主任张笃伦以请客吃饭为由,把吴玉章和王维舟请到他家,传达了蒋介石的命令:限王维舟三日出川,否则逮捕拘禁,限制其自由。张笃伦还说:“王维舟是专门搞兵变暴动的专家。”国民党反对派怕他以共产党的身份进入被国民党视为大后方的四川,对国民党在当地的势力构成威胁。党中央为便于应付复杂局面，调王维舟回延安。蒋介石唯恐放虎归山，特批用马歇尔的专机把王维舟及家人先送到南京，在南京中共军调处停留了3个月，而后才回到延安。

1947年初，王维舟被任命为陕甘宁晋绥边防军副司令，1948年9月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副司令员，与习仲勋政委紧密配合，协助贺龙司令员参加了保卫延安、消灭胡宗南、收复延安等重大战役。1949年2月被选为陕甘宁边防区政府委员会委员。

为筹建新中国，1949年9月，王维舟出席了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后，王维舟任解放成都前进部队副司令员，与贺龙司令员一起挥师挺进，昼夜兼程，率军由陕入川，配合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第二野战军，和胡宗南残匪决一死战，共歼敌数十万人，成都获得解放。

“老龙伏枥志追风”

新中国成立后，王维舟在工作中坚持体恤民众、坚持党员必须廉洁为公的思想和作风。1956年9月，中共“八大”举行，这是党在全国执政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党建工作和反腐倡廉的新思路。八届一中全会上，王维舟被选为中央委员，新成立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由21人组成，董必武任书记，王维舟当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

王维舟一生对党赤胆忠心,刚正廉洁,从不把个人利害得失放在心上。他严以律己,平易近人,关爱部下,鼓励后学，从不以职高权重为家人或亲属谋利。

王维舟视功名利禄如浮云，低调作人不事张扬。董必武曾题诗写道:“廿纪生经大半祺,吾华革命典型垂。与君先后共奔走,顾盼红旗合春颐。”高度赞许了王老的大德风范。朱德总司令在他的《祝维舟同志五十六寿辰》文章中写道：“他应该值得我们全党来学习和尊敬,值得全边区,全中国人民来尊敬。”谢觉哉在王维舟七十八岁寿辰时曾题诗相赠:“永是车头不落尘,反清反帝到如今。爱民爱党心如火,名将从来多善人。”这是对王维舟一生贴切而生动的赞誉。

本文作者当年在王老寓所书房   摄影/王小舟  

1967年6月，接中组部通知，要我回机关。7月26日，我与王老告别，离开了北池子的寓所。1969年3月1日，我作为先遣队成员去了中组部吉林五七干校。我有幸能在王老垂暮之年到他身边工作，近五年间朝夕相处，目睹他的高风亮节，聆听他的非凡过往，体悟他的大爱仁心，独享他的慧眼卓识。我这个懵懂青年得益于他的开蒙启智，终于在1983年，也就是在王老仙逝13年后，成为一名他所期许的记者。

1970年1月10日，王维舟于北京逝世，享年８３岁。党中央于1979年12月29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王维舟补开追悼大会。中央的悼词说：“王维舟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的一大损失。” 

“不忘人民者，人民永不忘”。在王维舟逝世13年后的1983年，王维舟纪念馆在宣汉县建成，由徐向前元帅题写馆名，馆内展示的图片和实物，生动再现了王维舟戎马倥偬的辉煌一生。1987年,宣汉人民在红33军成立纪念碑下为王维舟塑立跨骑战马的大理石雕像。像前石碑上,镶嵌着毛主席书赠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题词，熠熠生辉，光耀人间，激励着千千万万人长征再启程，奋斗永不止。